2018年6月30日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王广禄 通讯员李慧婷）6月23日至24日,第九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徽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方言》编辑部、安徽大学主办，安徽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国内外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多视角开展方言语法研究
开幕式上，安徽大学党委书记李仁群在欢迎辞中肯定了在普通话流行的情况下方言调查研究的困难性、重要性，向从事方言研究的专家学者表示敬意，并介绍了安徽大学在语言、文字方面取得一些成果，重点介绍了安大竹简的研究现状。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以“方言语法研究的定位和前景”为主题讲话，他指出早期方言学的总体态势是：“语法的进展不如语音、词汇”。但随着方言研究的深化、精细化，方言语法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随后进一步分析了方言语法研究兴盛的具体原因，同时也指出了方言语法研究依旧存在的不足之处。 “只要我们认清目标、掌握方法，一定能在方言语法研究的领域里开采到更多的学术黄金和宝石”。 他说。
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怀东则在讲话中欢迎各位学者的到来，随后介绍了安徽大学的学科建设和文学院的基础情况。
开幕式结束后，安徽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吴早生主持了第一场大会报告。首先做报告的是刘丹青，他报告的题目是《“到”字语法化的又一去向:吴江（同里）方言的条件标记“到”》。 他首先深入描写母语吴江方言的条件标记“到2”“到3”，并进一步讨论了“到”的语法化过程，指出了“到”的语法化有多种可能性。
第二位报告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思颖。他的论文题目为：《说“说”—以粤语为例》。他以香港粤语作为研究对象，比较言语表达义、告诉义的动词“讲”和“话”的语法异同，并尝试解答两个问题：一、普通话的“说”是否对应为粤语的“讲”和“话”？二、粤语的“讲”和“话”在句法和语义层面是否相同？两者能否自由互换？
第三位报告的是陕西师范大学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的教授邢向东。邢向东在以《西部官话中名词小称形式的分布类型研究》为题的报告中考察了包括兰银官话、中原官话汾河片以西、西南官话中的重叠式名词、儿缀词表小称义的地理分布和类型特点，并简略讨论上述方言中动词重叠式和“V一下”式的分布。
复旦大学教授陶寰和林依俐同学报告了《温州方言受事成分句法位置及允准条件》一文。陶寰从四个句法槽、四个句法槽的允准条件、受事名词短语和可别度、谓语核心和动后限制四个方面进行讲解。林依俐则用温州话为我们读了文章中的例句，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6月23日下午、6月24日上午上半场根据议题48位学者分为三个小组进行了9场小组报告。报告内容涉及了构词、构形、虚词、句法、语义、语用等多个方言语法层面。与会学者认为，此次小组报告方言语法调查手段更加科学，语法事实的挖掘更加深入，分析描写更加细致，语法现象与语言理论的结合更加紧密；方言语法研究的理论背景呈现多元化特点；运用我国学者提出的相关理论来解释方言语法现象；呈现多角度的研究视角。
多方位探寻方言语法发展规律
6月24日上午，上半场小组讨论结束后，陶寰主持本次会议第二场大会报告。第一位报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研究员项开喜。他的报告题目是《安徽枞阳方言的疑问副词“么事”与“么话”》，文章讨论了“么事”与“么话”的功能差异以及他们为什么能成为询问原因的疑问副词。
第二位报告的是吴早生，他报告的题目是《安徽旌德三溪话疑问标记“唉”及其来源》。文章对旌德三溪话中的“唉”疑问词进行描写和分析，并与其他语言类似情况加以比较，作出了一些语法化的解释。
第三位报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定。他报告的论文是《汉语方言“工具—伴随”介词的多功能性》。文章运用30种汉语方言和86种其他语言材料，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尝试构建以“工具—伴随”为核心的概念空间，绘制出相关的语义图，展示汉语工具介词和伴随介词在多功能模式上的差异，以及汉语方言“工具—伴随”介词与其他语言的同类标记在功能模式上的共性和差异，显示了语义地图方法在方言语法范畴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一位报告的是复旦大学副教授盛益民。他报告的题目是《吴语绍兴方言VOR结构的句法表现与语义限制》。文章主要考察一种重要构式“VOR”结构，讨论绍兴柯桥话VOR结构的构造规则，分别描写由人称代词宾语和量词、数量结构宾语所构成的VOR结构，并讨论了这种结构在语义限制方面表现出来的差异，最后从功能出发解释了VOR结构的句法、语义限制。
大会报告后进行了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沈明主持。邢向东对两场大会报告和9场小组报告进行了总结。邢向东说：“本次会议的论文，普遍引入了句法语义范畴，从句法限制、语义限制、语用功能等出发，来观察和解释方言语法现象，总结规律，探求理论。在理论方法多元化的前提下，形成了比较科学的研究范式”。最后河南大学国际汉学院教授辛永芬介绍了下届会议承办单位的有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