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3日 来源：合肥晚报
辛亥革命时期那一代人，经受了不少历史风雷的冲击和苦痛。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按照中国人过去的算法，差不多经过了五代人，用一百年的历史短时段来看，辛亥革命那一辈人付出的历史代价，今天已经有了重大收获。
合肥晚报：因为辛亥革命，华夏土地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您怎样看待这个历史事件？
陆发春：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接着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光复，这样一场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我称之为1911年的“中国十月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大革命！它的历史贡献超越了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它比1917俄国的十月革命早了六年，由世界历史角度看，它给亚洲各国树立了一个民族民主革命的典范。虽然这也是一次血与火的抗争，但总体来说，它不同于中国旧式的王朝更替。像远些的李唐江山垮塌、五代十国崛起时期中国社会大动荡和大浩劫；在此前的明末清初更替时期中国社会历史，那是中国人力、物力受到极大摧残毁灭的一段历史；相对来说，辛亥革命，清王朝和平退位，中华民国诞生，当时的中国人，有没有牺牲和损失？肯定有！但是所付出的历史代价，相对旧式王朝更替，要小得多。
我们由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在世的一些辛亥革命亲历者回忆录来分析，他们几乎一致的共识，就是君主专制时代大众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清朝贵族主政下的国家没有希望，那才是一个灾难和不幸的年代。辛亥革命后，一段时期内，国人的社会生活没有改善，依然苦痛，都是历史事实。如果你把此时期中国社会历史与此前相比，总体来说，社会要进步些，宪法上写着的是国家主权在全体国民，而不是帝王私家的；人们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奴隶地位，但你可以大声说不想做奴隶，人身依附关系变化了；王纲解纽后，社会生活有了一定的宽松度，社会风气也变化了，例如社会风俗和礼俗的改变，反映出中国社会出现了新气象；最重要的，中国向现代化社会迈出了重要一步。
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的阶段。通俗一点说，辛亥革命时期那一代人，经受了不少历史风雷的冲击和苦痛，但是他们的子孙辈，差不多三代之后，中国社会历史进入新时期。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按照中国人过去的算法，差不多经过了五代人，用一百年的历史短时段来看，辛亥革命那一辈人付出的历史代价，今天已经有了重大收获。
合肥晚报：有人说，辛亥革命接着带来的却是灾难而不是幸福，您如何看待？
陆发春：根据上述，我们对辛亥革命后一段时间的社会紊乱和人民生活状况评价，要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主义态度，不能轻易地用“灾难而不是幸福”加以断评。据我所见的历史文献看来，中华民国建立后一段时期社会的紊乱和黑暗，历史似乎有倒退之象，实际上出现的这些问题，不少问题也是19世纪中国社会遗留下的。
例如安徽光复后，安徽成立了新的共和政权，革命派控制的都督府行政运行后，财政非常困难，即使是这种情况下，大比例省财政支出，是要还也必须还的——前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安徽地方政府欠的外债，如庚款的摊派。国人要认识到，中华民国成立后，要解决的列强侵略、殖民中国问题、国内的社会问题等等，也绝不是换了国名和政府，甚至是换了某某人，以往存在的国家难题、社会难题就一笔勾销了。
也就是说，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不能仅仅看个十年、二十年的短效应，要作长远的观察。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回首百年，我以为它给我们留下了丰硕的遗产，大的方面有三点：一是推翻满族权贵专制政权，二是结束二千年君主帝制，三是开辟了共和宪政体制的国家。
合肥晚报：传统历史课本上，对辛亥革命的定义是：推翻了清朝政府，但丧失了革命领导权，功过皆有。推翻帝制本身，算不算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意义？
陆发春：对辛亥革命看你怎么去看？如果你认为它是二十世纪第一场民族民主革命，那么你会肯定它推翻满清权贵执政，恢复中华的历史意义。从民主的价值观作评，你会对推翻君主专制，结束一家一姓的帝制，成立三权分立的共和政权予以肯定。需要说明的是，不要把“革命领导权”与共和国体制对立，革命领导权应该有助于民主共和政权的建设。抽象地谈论“革命领导权”没有意义，历史常识告诉我们，即使是曾经进步的革命者，并不是每个历史阶段总是进步，起到的社会历史作用最大。民主政治是开放的政治，它对每一个有助于社会进步的人士，都应该敞开胸怀，而不是圈定的少数人。至于传统历史课本，有其特定的社会教育对象，社会常识和人类认知规律告诉我们，读过教科书的人，总有一天会跳出教科书去思考问题。中小学的教科书往往把历史上最复杂的问题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我想，一个成熟的社会人，会自己去思考和寻觅答案。
合肥晚报：关于辛亥革命，梁启超曾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这观点，现在的知识界如何看待？
陆发春：晚清社会革命的萌芽、发生和总爆发，是历史环境的产物，大体说来，知识界有共识。1911中国的十月革命，与晚清社会变迁和清廷的倒行逆施紧密相关。历史史实告诉我们，武昌起义爆发与清廷铁路国有政策颁行和皇权内阁出台直接相关；当一个最温和的社会改良者都认为清政府太不像话时，这个政权离垮台就不会远了。通俗地说，上梁山是逼的，革命党人反清和革命群体成势，是清廷反动国策和政策逼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经历者，也是大学者梁启超写辛亥革命的成因，后来的许多学者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晚清革命都有分析。我倒以为，对“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阐述得最好的，还是延安时期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家们。
陆发春，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常务理事。(张小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