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报 2010-10-26
刘伯山先生是这样给徽州文书定义的：徽州文书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生产、生活及社会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而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和记录。
因为是原始的凭据、字据和记录，所以徽州文书不同于一般的历史档案资料，它是由历史上的徽州老百姓在实实在在的生产生活及社会交往过程中自发、真实地形成与产生的，之后又是作为一种与自己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家庭档案而保存下来的。
“因此，徽州文书是一种历史实态的直接写照，这种直接的写照是不加修饰的，是一种原始事件、事态、情态以及心态的直接和最初的反映。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每一份徽州文书，除去历史保存的因素外，其现在是这个样子，当年也就是这个样子。”刘伯山先生认为，徽州文书是历史实态的反映，尽管它也是以文字形式存在的，但这种文字所反映的内容是努力地与所要反映的对象保持一致的。
上周六，安徽大学著名徽学研究专家、黄山文化书院院长刘伯山做客新安百姓讲堂，以《中国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徽州文书》为题，为听众们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古徽州乡村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
小文书折射徽州全景
“从目前发现的徽州文书来看，其内容极其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可以说徽州文书是徽州社会历史的综合反映。”刘伯山先生说，徽州文书所涉范围近乎包括了徽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间交往及习俗、信仰等各个方面。
“文书的形式，近乎包括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农村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所应产生的文书形式的绝大部分。”刘先生介绍说，敦煌文书目前已知遗存的有六万件左右，其中佛教经典方面的文书占有近五万件，社会文书只有万件左右，而徽州文书，其绝大部分是社会文书，研究的空间很大，价值极高，是徽学的支撑点。
“另外，徽州文书时间跨度大，持续的朝代多且系统完整。”刘先生介绍说，目前已知的徽州文书原件，其时间跨度至少有742年，历经宋、元、明、清、民国（含洪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是明代以后的文书，则是各朝各代应有尽有，极为完整。“敦煌文书目前已知最早的是东晋永和九年（353年）的，最晚的为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唐朝的文书最多；而徽州文书则是从南宋直至1984年，明清的文书最着。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在年代上存在一种自然连接，总跨度有1631年，这是十分有意义的。”
徽州文书极具归户性
在徽学研究过程中，刘伯山具有独创性地发现了徽州文书的一个极具价值的特点，那就是连续系统并具有很强的归户性。什么叫归户性？刘先生说：“归户性讲白了就是属于性，所谓归户的文书就是属于谁的文书，归户文书就是属于某一个家庭、某一个家族的历史档案，它往往是这个家庭经过几十年得以有意识保存下来的文书。”文书的留存还遵循了一个原理，叫“剃刀原理”，即有用的留下，没用的扔掉，几十年、一百年、几百年后就形成了文书档案。
“一户的文书往往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变迁发展历史的真实记录与写照，从目前我们已发现的徽州文书情况看，归户的文书往往是几十份、一百多份、几百份甚至一千多份为一体的，时间跨度上一般是一百多年或几百年，有很强的系统性，个案研究价值极高。”正在讲述徽州文书的刘伯山
大家一起来抢救文书
“徽州文书是徽学的支撑点，它不仅在徽学研究的领域意义重大，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和文献学等领域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让刘伯山先生感到痛心的是，徽州文书正面临大量流失的困境。这种流失一方面是徽州文书的自然销蚀，另一方面则是人为的市场流失，甚至有文物贩子以收藏为名收集徽州文书，再将其卖到国外。
“抢救徽州文书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刘伯山先生在讲堂快结束时呼吁，在这个大时代中，我们应该自觉地秉承历史的使命感、社会的责任感和在现实工作与生活中的紧迫感，很好地尽到我们的职责，抢救徽州文书，抢救“活”的徽州、“活”的历史。（杨梦娜 本报记者 向凯 彭玲/文 王从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