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报 2010-09-07
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不忘那段悲惨、屈辱、可歌可泣的历史，需要我们牢牢记住它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上周六，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承伦做客新安百姓讲堂，与大家一起回顾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并重点分享他对抗日战争研究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14年抗日战争（1931年~1945年）
主讲人徐承伦
局部抗战（1931年~1937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经过了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徐承伦认为，这14年可分为两个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为第一阶段，为局部抗战阶段；七·七事变到日本投降为第二阶段，是全面抗战阶段。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制造了柳条湖事件，东北军官兵由于蒋介石的不准抵抗命令没有抗战，史称“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从九·一八事变到哈尔滨被占领，总共不过4个月18天。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沦陷。
1931年~1935年，国民党坚持先安内后攘外，中共坚持抗日反蒋，双方继续“围剿”与“反围剿”。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将蒋介石“扣留”，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应张、杨之邀，立即派周恩来赴西安，南京当局派宋子文、宋美龄等赴西安谈判，最终双方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
九·一八柳条湖事件
全面抗战（1937年~1945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七·七事变20多天后，华北重镇北平、天津相继陷落。9月22日，在共产党的敦促下，国民党中央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公开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1937年9月25日，平型关伏击战给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是八路军出师抗战第一个胜仗，也是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它有力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其后，日本开始对国民党军队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这也导致了国民党军事政治方针的调整。
1940年8月20日至1940年12月5日，历时三个多月，八路军发动了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伤亡1.7万余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公开向日本宣战，中国战场的压力得以缓解。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中的安徽战场
南京保卫战与广德战役：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即分路进攻南京，其中一路沿太湖经浙江进攻安徽广德，企图经宣城、芜湖迂回进攻南京。广德战役是安徽抗战最早的正面战役，经数日激战，广德失守。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在南京大屠杀30万人以上。
台儿庄战役与津浦路南段阻击战：日军占领南京后，为了打通南北战场和津浦铁路，以占领徐州为目标，部署兵力。日军于1937年12月中旬组织8个师团，先后向镇江、南京、芜湖渡江北进。李宗仁组织台儿庄战役，将南线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刘士毅部第31军驻守定远、凤阳、明光一带，阻止日军北上。
蒙城保卫战：1938年4月初，日军在台儿庄战役后，调集30万兵力，分6路包围徐州，企图一举歼灭李宗仁。李决定放弃徐州，实行有计划的撤退。第173师副师长周元奉命率队保卫蒙城。5月8日，日军进攻蒙城，周元率队与敌人激战10日，蒙城失守，周元在战斗中牺牲。
武汉会战：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在安庆登陆，至10月25日中国军队撤出武汉，历时4个半月，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个省的广大地区。
新四军在安徽地区的抗战：华中敌后游击战争在相持阶段有较大发展，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刘少奇到安徽。到1940年底，新四军对日伪抗战2400多次，毙伤日伪军5.1万余人，在华中建立了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苏皖边、皖南等抗日根据地。
对抗日战争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日两国对战争的认识
“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了65年，但是围绕战争历史认识的分歧与差异仍然存在，甚至还是影响国家关系及民间感情的重要障碍。”徐承伦教授介绍，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有一些势力否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和罪证，具体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1978年，靖国神社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2000多名乙级、丙级战犯“合祀”进去，随后，日本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抗议。二是历史教科书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不断有人否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并力图在教科书中回避“侵略”的概念。到20世纪末，则发展至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所谓“自由主义史观”，甚至编写出版歪曲历史事实的“新历史教科书”。
“值得庆幸的是，通过中日双方的努力，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呈现出回暖态势。”据徐承伦教授介绍，2006年12月，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和两国外交部之间达成的实施框架，中日两国学者组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就中日历史问题进行研究。经过3年的努力，2009年12月，委员会宣布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结束。2010年1月，中日两国同时公布两卷《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中日学者在重大历史事件认识上表现出接近的趋势。
海峡两岸对抗战的认识
据徐承伦教授介绍，外国史学家在说起二战时很少提及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于中国战场在二战战略反攻中的地位和作用往往一句带过，甚至只字不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海峡两岸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不够，甚至有时候还自我否定。”徐教授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双方争论的焦点是谁领导了抗日战争；80年代，争论最集中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正面战场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到抗战胜利60周年时，两岸在上述问题上的差距越来越小，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是一个令人鼓舞和欣喜的趋势。”最后，徐教授说，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告诉后人要“铭记历史，振兴中华”。“回顾中国近代史，一个深刻的教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必受欺凌，我们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发扬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的伟大民族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才是纪念抗战胜利的意义所在。”（本报记者向凯 彭玲/文 马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