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发布第十三届王力语言学奖评奖结果，在一等奖空缺的情况下，我校中文系杨军教授所著《〈韵镜〉校笺》荣获二等奖。著名语言学家鲁国尧教授推荐说：《〈韵镜〉校笺》集中日学者数百年研究之大成，代表最高学术水平，是《韵镜》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杨军，中文系教授、古汉语教研室主任、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生指导教师。1982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2007年10月来我校工作。记者日前对他作了专访。
学习就是种地
杨教授小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古典文学。在那个没有多少书念的时代，找到一本书，不管懂不懂，就不断地读、抄、背。那本龙榆生先生编的《唐宋名家词选》，好不容易借来，杨教授不知道反复读抄了多少遍。有付出必有收获，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知识都牢牢地存在了脑子里，为其日后的学术研究做了最初的积累。
当记者问及应该怎样学习时，杨教授说，“集中精力天天背书肯定写不出文章，但不要着急。学习就像种庄稼一样，播下种子以后，指望它第二天就发芽、结果是不可能的。你每天跑去田里看，种子还是种子。只有精心地去耕作、锄草、施肥，一个阶段以后，它会给你很好的回报。所以说做学问要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绝对不是空话。”
结缘《韵镜》
《韵镜》和《七音略》是现存最早的两部等韵书，杨军教授对这两本书均做了校注（《<韵镜>校笺》和《<七音略>校注》）。而之所以选择这两部书作为研究对象，杨教授说是“狂”加上巧合。
说到“狂”时，杨教授笑道：“我看前面的人做得怎么样，发现问题时再考证、研究。”而“巧合”则要追溯到杨教授最初开始研究《韵镜》和《七音略》时。那是在贵州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的时候，杨教授的老师让他做《韵镜》和《七音略》的比较。贵大的两个老师每人给他买了一本，他自己买了一本，一个师兄也给他买了一本。“这是一种缘分”，杨教授说。
“我慢慢念这些书。后来看到中山大学李新奎先生出了一本《<韵镜>校正》，我觉得很了不起，就每天看那本书，但是发现里面还有问题，于是就把这些问题查证了以后写在书楣上。一本书整个念散了，念成了单页，然后拿浆糊粘，用线订。后来担心书散掉后写在上面的东西存不下来，就想到自己应该写点文章了。”
1996年，鲁国尧先生到贵大参加研究生答辩。杨军教授当时作为答辩秘书主持答辩，于是二人接触比较多。杨教授把他的发表过的几篇文章请鲁国尧先生指教，鲁国尧先生看了之后很高兴，说：“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贵州还有这样的年轻人这么念书！”杨教授提到《韵镜》和《七音略》的研究还有空间，他想继续研究，但苦于在贵州没机会搜集资料，做起来很困难。鲁国尧先生说：“只要你做。做是你的事，找资料是我的事。”
1997年，杨教授师从了15年的老师去世了，他受到很大打击。“我当时有点消沉，每天不知道干什么。有一天突然想到自己欠一份账，就是鲁国尧先生支持做的东西还没做。”于是在鲁国尧先生将一切打点好后，杨教授于1999年到了南京。在这里，鲁国尧先生将几十年搜集的关于《韵镜》和《七音略》的资料提供给了杨教授。杨教授在南京把这两本书的长编做了出来，二十几万字，花了不到一年时间。从做长编到出版《七音略》是4年，《韵镜》是8年。
中国语言学界70余年来一直对术语“内外转”的具体含义争论不休。何为“内”？何为“外”？为什么叫“内”？为什么叫“外”？这一系列问题没有人说的清、道的明。在研究了四五年之后，杨军教授在2002年无意中用3句话将其解释得清楚无疑。写成专题研究论文后，收录在《韵镜校笺》中。
自信源于学术积累
杨军教授说，“做学问很平常，并不是了不起的事。只要开了头，没有太多的困难，但一定要有很充分的学术准备。”
“题目不能因为别人做过了就不做。我现在选题都是盯着学术界解决不了、解决不好的问题，我才去做。这需要一定的自信，而自信是从学术积累而来的。在早期准备时不能急，看到别人发表论文了不能慌，要定下心来才能出精品。”
“而对于年轻人来说，做学问一定要踏踏实实，切忌心浮气躁。”
（新闻中心网宣办记者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