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8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徽学、徽商、徽文化与安徽文化建设论坛”昨日开讲。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徽学专家齐聚一堂，围绕论坛主题、从不同角度发表看法，展开热烈讨论。
国际徽商交流协会主席、安徽省企业家联合会主席吴昌期教授在题为《徽商与泛长三角》的主题演讲中说，当代徽商继承了曾称雄中华商界四百多年的“徽商”这个知名品牌，同时又普遍具有三项实力：一是年青、有活力，二是学历高、有智力，三是产业新、有潜力。一个知名品牌、三大竞争实力，是新徽商群体在泛长三角重振辉煌的优势和机遇。当代徽商的责任，是要增强凝聚力，弘扬徽商文化，促进安徽省加快“对接长三角，融入全球化”，促进安徽堀起。
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的演讲，题为《建设第一流的新安徽文化》。他总结徽学的主要特征说，一是创新而不保守，表现为开宗立派，影响深远。二是外向而不封闭，表现为外省开花，遍及全国。如：戴震开创皖派，直接影响扬州学派；方苞、姚鼐开创桐城文派，是声势最大、人数最多、历时最长、地域最广的古文流派；新安画派，独树一帜；徽派建筑独具一格，以砖雕、木雕、石雕称绝；徽商具有儒商气质，他们藏书、刻书，家有园林、戏班、诗社，誉满全国，对清代江南地区文化的繁荣贡献重大。
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叶显恩教授题为《徽商称雄三百年探密》的演讲中认为，徽商称雄明清商界三百年，是多元合力作用的结果。从文化层面讲，徽商的辉煌业绩源自高文化素质与创新精神；从哲学层面讲，徽商在政治伦理上宗奉程朱理学，坚守官本位；从经济伦理层面讲，以王学的尊商说教为本，采纳其“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新四民观”；从社会政治层面讲，“官商互济”是徽商成功的法门；从地理经济学层面讲，长三角地利与长途贸易是促使徽商超越常规增殖资本的两大要素。
安徽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世华教授的演讲题目为《明清徽商是长三角兴起的重要力量》。他说，徽商在长三角四五百年一代一代地经营，不少徽商及其后代就定居在经商之地，逐渐与当地民众融为一体。徽商长期形成的诚信经营的商业道德、贾而好儒的商人特点、百折不挠的创业品格、契约为重的经商传统、热心善举的社会责任等等，经过一代代的流传和继承，已经积淀为一种商业精神而影响着更多的人们，这才是真正的宝贵财富。在新时期，长三角的商人们所创造出来的种种奇迹，其文化基因里应该有徽商文化的因子。如果说明清时期的徽商在长三角的贡献是“墙内开花墙外香”，那么今天的新徽商如何才能做到“墙内开花墙内香”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王振忠教授题为《漂广东：徽州茶商贸易史上的一页》的演讲，把茶商的路程作为反映徽商经营文化的一个侧面。他说，明清以来，地处皖南的徽州是个著名的商贾之乡。不仅盐、典、木等传统商业活动极为活跃，而且，该地盛产的茶叶（著名的如祁红、屯绿），更使得徽州的商业活动自古迄今一脉相承，成为徽州人连接外部世界的重要纽带。在明清茶叶运销广东的过程中，有不少徽州人均从事与此相关的商业贸易。徽州与广东的贸易，对于徽州区域的社会经济有着较大的影响。出于商业发展的目的，徽商较早地关注到东西洋世界、不经意间成了近世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安徽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徐国利教授在题为《安徽近代文化人物的时空分布与特征》的演讲中，高度评价了安徽文化人物群体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他说，从区域人文地理学的视角考察，安徽近代文化人物时空分布具有四大特征：一是分布区域日趋扩大，分布不均衡；二是以府治地为人物分布中心区域，呈现南北差异；三是人物分布与自然地理特征联系紧密，自北向南人物分布密集程度不断递增，东西区域分布也具明显差异；四是人物分布的主要地区为江北、皖南两个分布带，呈现分布中心由皖南向沿江平原转移的重大历史变化。深入研究安徽近代文化人物时空分布及其特征，有助于揭示其分布与地域系统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加深对文化发展与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规律性认识。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卞利教授演讲的题目是《徽商成功经验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他在回顾徽商三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并肯定徽商精神在现代企业中的影响后说，三百年前，徽商从徽州大山中走来，凭着“徽骆驼”吃苦耐劳的韧劲，艰辛开拓，勤奋进取，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在经商实践中善于培养和使用营销人才，注重道德品质和经营能力，也是促使徽商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徽商说到底是儒商。儒家文化中的礼让、互尊、诚实、信用、重义、守德为徽商所尊崇，更应为现代企业经营者发扬光大。如何培育明晰的企业理想、企业伦理、企业态度、企业责任、企业作风和企业技能，都可以在徽商经营管理经验中找出答案。
安徽大学旅游系主任章尚正教授的演讲题为《徽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四维发展》。他认为徽文化具有多重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徽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发展是新世纪徽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当前,徽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呈现出如下四维发展趋势：一是广度，从文物个体到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二是深度，从物质文化到非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三是高度，从文化景点到历史文化活范本；四是时间跨度，从历史研究到徽州文化的传承发展。徽文化要“长入”现代社会,需进一步拓宽拓深其实践应用渠道。
安徽大学历史系张爱冰教授作了题为《皖南出土商代青铜容器的年代与性质》的演讲。他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皖南境内零星出土的一些青铜器的组合、形制和纹饰作了比较分析，判断其大体年代为二里岗后期至西周初年。二里岗至殷墟时期商文明在皖南有着持续的存在和影响，不仅在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这一地区有中原夏商文明的进入，殷墟时代也并未出现所谓的商文明由南向北急剧退缩的迹象。通过对江北区出土青铜器的排列，商文明南下的路线清晰可辨。望江的南畈与东至的尧渡河、枞阳的汤家墩与铜陵的童墩、顺安都仅一江之隔，潜山的彰法山、枞阳的官桥和横埠、无为的襄安和开城等地又有多处成组西周器物出土，说这一带是商文明南下的走廊是易于理解的。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并不充分，皖南出土商代青铜器的年代及其文化背景的构筑与阐释也因此任重而道远。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胡中生副研究员在题为《儒行、宗族与重商：徽商的人文精神与明清徽州社会探讨》的演讲中说，明清徽州本土社会长期的稳定与和谐，要得益于徽商独特的人文精神，这包括儒教精神渗透下的徽商种种儒行，血缘伦理控制下的徽商对宗族的归依，徽州本土舆论对重商文化的鼓吹与强调。儒教精神和血缘伦理是内在的思想和观念上的制约，但是思想与观念却控制着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儒行是行为方式的选择，而宗族是生活方式和制度的选择。徽商正是利用了儒教精神和血缘伦理，并将之内化为人文精神的内核，外化为行为方式——儒行和组织制度——宗族，再在徽州本土社会鼓吹重商舆论和重商文化，从而发挥着稳定徽州社会秩序与和谐人际关系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