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法学院 张迩瀚）我在安徽大学法学院工作已有一年零十个月，但似乎还没有完成身份的转变。每当我听到或看到“老师”这个语词时，既会感到陌生，又会在确认是指代自己时有瞬时的欣喜和自豪。陌生感可能源于我还未能胜任教师的角色，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令我倍感吃力。时常涌现出的失败感和无意义感逐渐消磨着曾经的那份热爱，庆幸的是，自己坚持了下来。苏力曾说：“在未必衷情的领域，创造你的热爱。”从守业更比创业难的角度来看，在衷情的领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许更不容易。虽然我对于法学的衷情，远未达到霍姆斯所谓“法律，我们的情人”那种程度，但已经支撑着我跌跌撞撞走过了十个年头，也将继续支撑着我把法学作为一生的志业。
我并非一开始就选择了法学这个领域，而是在兰州大学完成地质学专业学习的同时，自学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并经由考研才切换到法学这条路上。我在郑州大学的导师张德芬教授是我进入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领域的引路人，手把手培养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合作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毕业论文也被评选为河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从郑大毕业后，我顺利地考入南京大学，师从徐棣枫教授，专门研究专利法。巧合的是，徐老师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可能正是相同的专业背景让我有幸能成为徐老师的学生吧。徐老师和张老师培养学生的风格完全不同。张老师事无巨细、关怀备至，而徐老师则点到为止、尊重自主。这两种风格完美契合了我学术成长的两个阶段。如果说张老师扶着我让我学会了走路，那么徐老师则是为我指明了方向，让我自由地去奔跑。在南大读博期间，徐老师对师门的博士生只提出过一条要求，就是希望我们从事专利法的研究，但并不强求。记伟师兄从事民法研究，全真衷情于互联网法，吴笛师妹研究数据，徐老师都给予支持。虽然我有理工科的教育背景，但对于研习专利法似乎助益不大。面对一些复杂的技术方案，我也十分挠头，只能频繁求教于有实务经验的先成师兄和李健师弟。专利法与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隔遥远，研究过程也颇为枯燥，但我隐约感到自己或许能在这个领域内做成一点事情。我国专利法研究还较为欠缺，并不如著作权法研究发达，很多基础性问题尚未澄清，因此我的脑中有很多困惑需要去寻求答案。读博的几年，我始终聚焦在专利法领域内开展学习研究工作，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博士资格论文和学位论文。
专注于专利法这个学科多年后，研究专利法不知不觉已成为自己衷情的事业。然而，在衷情的领域，坚持热爱却并非易事。工作以后，我很长时间没有论文产出。虽然安大法学院的科研氛围并不算“卷”，大家互相关爱，真诚互助，但每当身边同侪发表论文时，我就会不自觉地陷入恐慌和焦虑之中。失眠越来越频繁，身体也越来越胖，渐渐地对研究专利法失去了信心，似乎不再谈得上热爱，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适合从事科研工作。要不要追赶当下时髦的议题？要不要跟一个学术大佬做一期博后？这样的想法经常出现在脑海之中。
2024年国庆节假期的时候，我下定决心，彻底修改一篇拖延已久的论文——那时我手头上仅有这一篇可以投稿的文章。耗时两个月，这篇论文被从头到尾重写了一遍。投稿前，我跟爱人说：“这次要是还中不了，我就不研究专利法了！”幸运的是，就在几近绝望的时候，终于迎来了转机。这篇关于专利质量控制的论文最终顺利发表在《知识产权》杂志2025年第4期，成为我工作后的第一篇代表作，极大鼓舞了士气，也打消了朝秦暮楚的心思。
在最近重新走红的一部市井喜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大民一家三口坐在屋顶上放鸽子。儿子小树提出了那个人生的终极之问：“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妈妈云芳答：“有时候觉得没意思，刚觉得没意思，又觉得特别有意思了。”在有所经历之后，我觉得这句话用来回答“专利法乃至法学的研究有什么意思”这个问题也十分恰当。我十分感恩那些人和事儿，每当我感觉没意思时，又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