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九秩晋五，岁月嬗递；山海虽远,不阻情牵。值此母校95周年校庆之际，安徽大学校友会面向海内外校友开展寻访活动。让我们一同倾听校友故事，感悟安大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校友名片
胡野秋，出生于1962年7月27日，籍贯安徽芜湖。
1983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文化学者、作家、导演、编剧，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客座教授、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总策划、香港卫视《东边西边》总嘉宾，长期致力于城市文化及文化产业的研究与构建。
出版专著有《深圳传》《胡腔野调》《冒犯文化》《闲人，书生活》《六零派文学对话录》等；电影剧本《夜行动物》《出轨危情》，电视剧本《大清国师》；导演电影故事片《爱不可及》、纪录片《触摸》等。
曾数次获国家级新闻奖，包括“中国新闻奖”“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全国现场短新闻一等奖”等。1983年大学毕业进入新闻界，供职于《中国青年报》。曾于80年代在《安徽文学》《清明》《海鸥》等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在国内多家报刊开辟个人随笔专栏。1992年末南下深圳，任《深圳特区报》记者，并创办《影视双周刊》杂志，任副社长、总编辑。
后从事文化战略、文化产业及传媒研究，任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文化产业研究室主任。2018年，导演的《爱不可及》在第 51 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故事片白金奖。
与安大结缘，宿命般的初心如磐
胡野秋1979年进入安大中文系学习，那时的他对文史哲颇感兴趣。如他所说：“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而历史则是让人清醒的良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启蒙时代，校园内的学习氛围十分浓厚。在胡野秋的记忆里，在安大学习的这段时光里，有这样几位老师对他产生了终身影响。
一个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沈敏特教授。沈教授观点犀利、视野开阔，对文学与社会均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胡野秋坦言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会有脑力激荡的快感。也正是在沈教授的影响下，学生们学会了独立思考。为了记录沈教授对他的影响，多年之后胡野秋写了一篇文章《思想的第一桶金》，而这种影响也一直持续到现在，在胡野秋后来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也会不自觉地以沈敏特教授为标杆。如今的沈敏特教授已经88岁了，但两人无论身在何处，都保持着每一到两周便通一次视频电话的习惯。
安大读书时，人生第一套西服
其他给胡野秋印象深刻的老师，还有教现代诗歌的王多治教授，在胡野秋的记忆里，王教授上课一根烟吞云吐雾，在讲台上一刻不停地来回踱步，潇洒如徐志摩，后来王教授成了他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还有教外国文学的徐雷虹教授，穿着帅气的皮夹克，用俄语背诵普希金的诗句；此外古典文学教授傅继馥讲授的《红楼梦》让同学们如痴如醉，臧维熙教授的唐宋诗词也可谓是出神入化。
怀揣着新闻理想的胡野秋，在大学毕业填分配意愿时，三个选项全填了“记者”，等于放弃了其他选择，选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窄路”。毕业后，他也如愿成为了一名记者，从此进入新闻界，供职于《中国青年报》。凭借着出色的业务能力，胡野秋在任职期间，曾数次获得国家级新闻奖，包括“中国新闻奖”“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全国现场短新闻一等奖”等新闻界最高奖。
做记者时在水灾现场采访
不管是从事记者行业，还是创办杂志，亦或是后来致力于文化研究，胡野秋从来没有脱离文字生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从一而终地做着与中文专业相关的工作。冥冥之中，初心如磐，如他所说，“这也是一种宿命吧”。
与深圳结缘，与未来世界之城的双向奔赴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传遍全国，改革再一次启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野秋作为《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被派去深圳采访。当他刚刚踏上这片年轻土地，就立刻被这座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城市吸引住了。半个多月后采访结束，胡野秋却已经在心中深深埋下来这个城市发展的种子。“因为当时在内地，我能很确定地看到自己未来几十年的状态，我在24岁就已经拿到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中国新闻奖，似乎早早地失去了事业的目标。而在一座充满变数的年轻城市，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也许更好或更坏，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不到30岁的我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且深圳人当时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城市只有12岁，像一个阳气十足的少年。”
当然，那时的胡野秋之所以向往去深圳发展，并不仅仅是因为这座城市所散发出来的年轻与活力，还因为深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开放的城市理念。“在深圳可以看到香港的无线、翡翠等四个电视台，看到香港的报纸，每天能看到来自全世界的新闻，更诱人的是，那时候，国内一年正规引进的外国电影没几部，并且都是好几年前的，而香港明珠台每晚9:30会放一部最新的外国电影，主要是好莱坞和欧洲的新片。‘明珠930’牢牢地拴住了我。”
从深圳采访回去没过多久，胡野秋就踏着邓小平的脚步来到了深圳，进了《深圳特区报》做记者，两年后创办了《影视双周刊》杂志，任副社长、总编辑。多年后，中青报的同事告诉他，从那以后报社除了深圳记者站外，就不再派外地记者来深采访，因为来一个走一个，他大概算是最后一个“漏网之鱼”。
深圳南园路有道汉白玉文化墙，上面镌刻着胡野秋创作并书写的《南园赋》
2020年，正值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在深圳客居了二十余年的胡野秋带着他的《深圳传：未来的世界之城》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深圳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其古代人文历史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忽视，人们的认知长期被“小渔村”“文化沙漠”等标签所遮蔽。在胡野秋从事文化战略、文化产业及传媒研究，任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文化产业研究室主任的时候，就一直有为深圳正名的冲动。那时的他常去档案馆、图书馆遍寻各种地方志等史料，但却一直没有找到动笔的契机，直到新星出版社邀请他写作《深圳传》，他才一下子找到了为深圳正名的喷发口。
《深圳传》封面
“这次写作与我以往的写作体验都不同，是一次探险式的旅程。”可想而知，要想为一座城市立好传，绝非易事。真正动笔后，胡野秋才发现这其中的障碍是始料未及的。“首先深圳的历史记载都是碎片化的，东鳞西爪，系统、完整的史料太少，需要逐一钩沉。尤其是很多迷雾的驱散需要大量的历史佐证。我访问了很多原住民，找了不少地方志研究专家，也去北京、广州、香港查资料，经常是厚厚的一本地方志，看了一周，找到最后才找到一句有用的话，立刻欣喜若狂地抄写或复印下来。”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即使在写作过程中胡野秋遇到了很多难题，但关关难过关关过，他将难题逐一化解。《深圳传》出版后，短短半年时间就重印了5次，是城市传中发行量最大的一本，目前已经出版有简体版、繁体版、英文版三个版本，另有法、德、俄文版正在翻译中，将在明后年陆续推出。
与电影结缘，在方寸荧幕间挥洒心中肆意
2018年12月7日，由胡野秋执导的电影《爱不可及》在中国大陆上映，并在第 51 届休斯顿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故事片白金奖。这是一部在悬疑故事的发展中窥探人性检验爱情的影片，也是胡野秋的首次“触电”。
《爱不可及》海报
提及自己的“电影梦”，胡野秋称可以追溯到中学时期。那时，不知天高地厚的他，经常尝试把鲁迅、契诃夫等作家的短篇小说改成电影剧本，纯属自娱自乐。到了大学，曾经一度每周在大操场看露天电影，大四的时候学校开设了一门《电影文学》选修课。当大部分同学认为这门课纯属鸡肋、乏人问津的时候，胡野秋毫不犹豫地按下了选择键。课程开始后，选修的学生在不断减少，而胡野秋却坚持到了最后。那段时间他看了很多电影院看不到的所谓“内部电影”，也拉了不少片子。“回头想来，我的一点电影理论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
那么，《爱不可及》这部处女作是“蓄谋已久”吗？
胡野秋曾经为别人写过电影剧本，也被搬上银幕，他总觉得最后银幕上的片子和他心里还是有一点距离。他也写过很多电影评论，并且还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做客座教授，但从未想到自己会亲手导一部电影。
首次“触电”的机缘源于2012年，上年度中国十大电子书中的一部小说《爱你生生世世》引起了胡野秋的注意，作者正好是他的学生伍呆呆，胡野秋鼓励她把小说改成电影剧本，可是她对此没什么信心，为了鼓励她，胡野秋表示如果改成了剧本他愿意亲自导演。
“半年后，她拿着本子来找我，说改好了，请老师来导吧。这下把我逼上梁山了，电影梦便在半是戏言半是愿望的情况下被激活了。我的‘处女导’总算实现了。”
谈及首次“触电”的困难，胡野秋说：“造梦容易圆梦难，拍电影的困难太多了，不能尽数。”从改本子、找投资到建剧组，团队不断经历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的过山车体验。首先是小成本，一共只有千万，能高品质拍出来很难，无论是从演员到摄影、美术、服装、道具等等各方面都得精打细算，一不留神就超支。而拍完了又被告知，这种小成本电影因为缺乏明星、宣发经费，想进院线几乎不可能。经过百转千回的谈判、磋商、公关，总算一一化解。
电影《爱不可及》不但拍完了，而且进了院线，更意外的是这部电影代表中国被选送参加休斯顿电影节，获得了电影节故事片最高奖——白金奖（雷米奖）。
“对我而言，第一次触电，酸甜苦辣遍尝，记忆刻骨铭心。”
与生活相伴，在世界的花苑里抒写闲情逸致
胡野秋推崇“闲人生活”，“做闲人”是他的人生目标，“读闲书”是他的生活方式。“我一直是个散淡的人，随遇而安。这种理念从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形成了，不是有意识，而实在是因为我的‘懒’成就了这个目标。”
胡野秋称自己在学校时经常因为睡懒觉错过早课，起来便直奔图书馆，所以大学四年，他在图书馆泡的时间远远超过在教室里。“我找一切能找到的感兴趣的书读。没有计划，没有目的，纯属‘闲读’，甚至‘乱读’。”但胡野秋后来发现，正是这个阶段的“乱读”，给自己的人生打下了基石，让他的视野从课本转向更广阔的世界。“因为阅读多了，便莫名其妙地胆大，没事就醉心于创作，写小说、散文、诗歌，我在大二的时候就在省级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和散文，那个时候一个作者的稿子变成铅字是不太容易的，看到我的文章从稿纸变成印刷品，心里很有些成就感，现在想来是何等的幼稚。”
参加工作后，由于职业的原因，胡野秋离“闲人”生活更进了一步，因为记者有些接近自由职业，没有朝九晚五的打卡生活，加上长期在记者站驻站，所以跟报社的联系除了电话、电报（那时还没有网络），就是定期回北京报社总部开会。所以胡野秋的生活完全由自己控制，这也让他可以一直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
除了喝茶、写作，胡野秋最大的爱好是“闲逛”，就是旅游。同样是因为他的职业，成全了他早早游遍祖国大好河山的梦想。
拜访南怀瑾先生
“那个年代是出新闻的年代，而且也是可以相对自由地写新闻的年代，靠着这种‘行见江山且吟咏’的方式，我在四处闲逛中拿了一些新闻奖，虽然因为我的懒散，稿件写的确实不多，但获奖的比例挺高，我想这也得益于我用尽了中文系的优势，我有时候会用散文的方式写新闻，有时候甚至用小说的方式写新闻，所以和新闻系学生比起来，可能敏感性不算太高，但文学性弥补了这个缺陷，感谢那个百花齐放、鼓励创新的媒体时代。”
胡野秋的人生旋律就像爵士乐，充满了即兴、创新和自由。在他的人生中，他从不拘泥于常规，而是随心所欲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兴趣。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从大学时代的“闲人”生活起步，经历了记者、学者、作家、编剧、导演的多重身份。在人生这首无拘无束的爵士乐里，胡野秋自由自在，自得其乐。
与书本相拥，在文化的海洋里享受世界
在书本中，胡野秋体验着世界，也热爱着世界。对于如何阅读，胡野秋有着自己独到的心得——
“我提倡‘读闲书’，少读所谓‘有用的书’，真正的好书往往都是‘没用’的书，比如《诗经》《红楼梦》《聊斋志异》，这些书不能立竿见影地帮到你什么，但是有了这些滋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对你起作用。”而正是这种不刻意追求“有用”、随心而动的阅读态度，锻造了胡野秋博识广学的见识与深厚的人文功底。
最近，刀郎的新专辑《山歌廖哉》火爆全网，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我相信刀郎不是为了写这些歌而去读《聊斋》的，那些神怪故事对他的影响是潜藏在内心，遇到明火立刻会点燃的。”也正是这种“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会在往后的日子里不经意间有所发酵”的心态触发了文人心中共鸣的那根弦。
一袭长衫是书生
当下很多人都以没时间读书做借口，荒于阅读，在胡野秋看来，国人当下平均读书量是一年4.7本，在世界上排名已然很靠后，“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怎么会强大呢？”在深圳推广读书月上，胡野秋也给出了自己关于阅读习惯养成的答案。“要找到读书的乐趣，不能苦读书，同时要培养每天读书一小时的习惯，每天临睡前问自己一句‘今天读了吗？’如果没有，就读一小时，仅仅一小时即可，慢慢就养成手不释卷的习惯。”在书本中寻找乐趣所在，聚沙成塔、积水成川，在日积月累后必定日日寸进，这便是胡野秋的读书之道。
“我国拥有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没有有效地转化为文化产品。正如有人调侃的那样：‘功夫是中国的，熊猫也是中国的，但‘功夫熊猫’是美国的。’一部《功夫熊猫》让迪斯尼赚得盆满钵满，但为什么不是我们拍的呢？我们能不能拍得好呢？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胡野秋认为在谈“文化自信”之前，必须先要谈“文化自省”。只有先找回被我们抛弃的那些好东西，才有可能理直气壮地谈“自信”，否则只能停留在口号上。唯有珍惜自己的文化，才能让我们的文化焕发光彩。“今天我们说的‘文化自信’，‘自信’的部分大都在古代，而这些‘自信’的部分又有多少还为今天的人们继承着？从语言文字、音乐艺术到衣食住行，有多少还是我们祖先创造的？有多少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三个问题振聋发聩，值得每个国人反躬自省。
结尾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也请胡野秋先生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学弟学妹们提出了一些指点与建议，摘录如下：
“一是，少些物欲，多些素朴。对物欲的追求让很多人活得很焦虑，其实个人对于地球而言，只是过客，再多的物质也带不走，为带不走的东西耗其一生，实在不值。”
“二是，多做事，少抱怨。我接触过很多年轻人，发现怨气都很大，最常见的抱怨是‘怀才不遇’，对人生起点寄望过高，都是受‘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毒害，遇到这些年轻人，我会问他们：‘你们说怀才不遇，你们有多大的才？和苏东坡比怎样？东坡居士那样的旷世奇才，一生都在被贬中度过，但是你在他的诗文中看到过他抱怨吗？他最好的诗词都是在被谪贬被流放中写出来的，那么豪迈、那么旷达，光看文字，你都看不出他一生潦倒。’”
“第三，不重结果，要重过程。年轻人容易看到别人成功的结果，比如马云、马化腾等等，这些人成功的背后有什么？付出过什么努力？有过什么力量加持？大多数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所以永远成不了他们。而且马云、马化腾也只是凤毛麟角，怎么能够成为大众效仿的对象呢？今天的悲剧在于人人都以二马为参照，怎能不焦虑？成功学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伪科学。少想些成功，多想些成长，也许离成功反而会更近一点。你付出了努力，结果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坦然接受就好。”
胡野秋在讲座中
采访：胡欣雨 高梦雨
撰稿：胡欣雨 高梦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