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啊。1964年盛夏拿了毕业分配的报到证离开安大校园，至今已有56年了，但是许多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我出身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曾担任过金山县一个小学的校长。父亲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新闻系，后东渡日本留学。他喜欢写作和译稿，经常向当时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和黄嘉德、黄嘉音兄弟主编的《西风》投稿，并与他们结成好朋友。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也酷爱文学，梦想有朝一日也能发表作品，成为作家和翻译家。但事与愿违，高考时却被安大外语系录取，于是被当时外语系团总支书记张镜波带到了远离上海的一个陌生的地方。
初到安大，外语系的王思澄老师就到宿舍来探望我们新生。这是一个和蔼可亲上了点年纪的老教师，他欢迎我们来校学习，也鼓励我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读好书学好本领，将来好为国家多做贡献。由于初次相逢，开头我与他谈话不多，但当我谈起家父与林语堂等人的关系时，话题就多了。后来他担任我们新生一年级的课，他虽说上了点年纪，但精神十足，上课认真，分析周到全面，他知道我中文底子好，希望能在英文学习上多加一把劲，为日后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也了解到她是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的起义人员，又翻译出版了不少外交方面的书籍，我对他十分尊重。他虽然只教了我一年的书，但他是我一生难得碰到的一位好老师。
在安大教过我的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敏良老师。一年级时教我们泛读，二年级时教我们精读。他的家庭经济情况虽不好，冬天时的衣衫也很单薄，但他上课一丝不苟，对同学的要求也很严格。我十分欣赏他的口语，因为他在抗美援朝期间，和美国俘虏打交道，所以口语十分流利，发音也很纯正。他一点也没有教师的架子，课余常和我们闲聊、谈心，谈自己的经历、学习的经验，还常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解答我们学习中碰到的问题。在安大学习中他是和我们保持距离最近的一位好老师。
三年级由姚企文老师教我们甲班，乙班是由孙稼田老师教。姚企文是系里一位领导，除了行政工作外，还担任了一定的教学工作，人很严肃，上课很认真，是一位典型的老教师。孙稼田虽不教我们，但对我们甲班的同学也很关心，常与我们谈心交谈，也很乐意回答我们的问题，他又是系里党的干部，但一点架子也没有，他不但是我们的好老师，也是我们的好朋友。
四年级的老师是杨巩祚教授，他上课很风趣、幽默，这影响了我日后的教学工作，上课不能呆板地讲，一定要有生动的语言来吸引学生。四年级泛读和作文是由巫宁坤教授来上的。虽然他经历坎坷，但上课仍很潇洒，喜欢来回走动，讲课讲到得意之处，还会扬声哈哈大笑。我中学时代曾读过他的译作，知道他是一位翻译名家，能够作为他的学生 真是三生有幸。短短一年，二门功课，时间不长，但在巫先生身上学到不少东西，特别是身处逆境应该如何应对。最近听说巫先生已在美国逝世，这在我国翻译界的确是一大损失。
四年级读完后，临毕业分配前，李琼英老师一天晚上找我谈话，她是教四年级B班的，受系委托找每一个毕业生临别留话。她和我大约谈了半小时的话，她肯定了四年来我在学校的表现，指出了我的优点，也指出了我的缺点，更指出了我今后奋斗的方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说一个人在逆境中要不被摧垮，更重要的是在优良的环境中更要不断努力，不断进取。她的金玉良言我一直牢记在心。在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这样一个较好的环境中，几十年来我勤勤恳恳工作，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提到安大外语系教师，我还想起来语音室的杨老师。他是上海人，喜欢听苏州评弹，我也喜欢听苏州评弹。在合肥很少有机会听到苏州评弹这一曲艺节目。杨先生录有不少评弹磁带，但不能公开放，所以休息日我常到他录音室偷偷欣赏自己心爱的曲目，也过了过“瘾”。1961年元旦，系里开文娱晚会，我和龚曾企、华泉坤三人一起演出了上海评弹团著名演员徐丽仙弹唱的《六十年代第一春》，杨老师提供了徐丽仙演唱磁带，我们和着她的评弹一起唱，竟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施祥云校友手稿信件）
上世纪六十年代，安大刚初建，国家又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方面都不尽人意，但在多位师长的教导下，我学到了知识，也许到了做人的道理。虽然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大事，但也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期望。虽然许多老师都离我而去了，但在我心目中他们永远是我的好老师。虽然我已是一个近八十岁的老人，很难再旧地重游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住过的宿舍，曾经坐过的课堂。
（根据校友信件投稿整理）
校友名片
施祥云，我校1964届英语专业毕业生，上海大学外语学院退休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