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90周年华诞在即，受邀为母校写点什么，我慨然应允，可落笔之际，却费踌躇，全无“用笔当如锥画沙”的感觉。不是不会表白，更不是不想表达，而是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而随着拜读学长们的祝贺文章，内心则更加惶恐而板滞。与学长们相比，我非名家大咖，更非硕彦名儒，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媒体评论员，担心浅薄的思想、浅陋的文章，不能为校庆增色，也无法表达对母校谢意的万分之一。但是，还是得说点什么。
进母校读的是中文系，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专业。第一年在安大东区（省银行学校所在地）就读，一看大失所望，整个东区狭小，设施陈旧，且属近郊，与本部遥不可及（一东一西，相隔遥远）。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大学模样。然而，当军训后一切步入正轨，便逐渐体会到东区远离繁华的种种妙处。
正因不在闹市区，学校幽雅而沉静，我们更能免于嘈杂而安心读书；也因“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学校周边缺少文娱场所，我们所受诱惑较少，没有变得躁动不安。最重要的是，带我们课的老师都极其负责，尽管从本部到东区耗时耗力，但上起课来毫不敷衍，每一位老师都富有激情，极其友善，用源深的学养，滋养我们的学习和人生。除此之外，老师都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我们。老师的风范，让我深切理解了校训“至诚至坚、博学笃行”的深意。
孟子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学生之于老师，更是如此。如果没有老师栽培，我们不可能大开眼界，更不谈上学业有成。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教我们写作的方遒老师。方老师有学问，善写作，常在国内报刊发表文章，在业界颇有名气。而我读中学时就喜欢语文，时不时信手涂鸦，遇到方老师是我写作路上的转折点，也是我一生的造化。
曾读过季羡林先生回忆语文老师的文章，一时感怀不已。季先生称：“（董老师）曾在作文簿上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其中有几句话是：‘季羡林的作文，同理科一班王联榜的一样，大概是全班之冠，也可以说是全校之冠吧。’这几句话，大大地增强了我的荣誉感。虽然我在高中毕业后在清华学习西洋文学，在德国治印度及中亚古代文学，但文学创作始终未停。我觉得，科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可以互济互补，身心两利。所有这一切都同董老师的鼓励是分不开的，我终生不忘。”
我不敢拿季先生来标榜自己，但同样幸运的是，我也遇到了善于鼓励学生的好老师。犹记得写作课上，方老师共给我们布置了6篇作业，我们交上作业后，方老师总会选出一些范文在课堂上点评——其中共点评5次，每一次点评，我的作文名列其中。这不仅满足了我年少时的虚荣心，更直接助我敲开发表文章的大门。方老师有写作理论，更有撰文经验，在他的直接教导下，我在大学期间发表了数百篇文章，为日后进入媒体乃至成为职业评论员奠定了坚实基础。
刚投稿时，多在省内报刊发表文章，方老师每每看后总不忘谈谈感受。更可敬的是，大二时，方老师不带我们写作课了，但时不时喊我到他家，拿着他发表的文章谈经验，谈体会，让我受益匪浅。
季羡林先生自称：“我对文章结构匀称的追求，特别是对文章节奏感的追求，在我自己还没有完全清楚之前，一语点破的是董秋芳老师。在一篇比较长的作文中，董老师在作文簿每一页上端的空白处批上了‘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等等的批语，这使我惊喜若狂。这一件事影响了我一生的写作。”方老师对我写作的具体影响，我无法一一列举清楚，但我喜欢杂文、酷爱时评，与方老师的教诲息息相关。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我心中，方老师的风范足以配得上这十六个字。无论为文还是为人，方老师都是我的标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回忆母校，回忆老师，有太多想说的，也有太多要写的。比如，除了方老师，还有太多让我们难忘的恩师，无须一一列明。在大学里学到的绝不只是知识，还有规矩，有做人的道理，正如韩非子所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而这是最重要的。
再多笔墨也释放不出对母校和老师的思念。林海音女士《城南旧事》结尾写道：“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尽管我无力记述安大的那些景色和人物，但思念之情是相通的。
祝福每一位老师都健健康康，祝福母校的明天更有魅力。
校友名片：
王石川，男，2004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现任央视评论员，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从事评论写作十多年，有逾千万字文章见诸报刊，曾获得各级奖励上百项。目前为多家媒体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