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日报】”证明多“现象为何仍然存在?这对基层造成何种影响,如何整改?记者就此采访基层单位负责人和专家——加快信息共享 杜绝“奇葩证明”

发布时间:2019-05-21作者:访问量:10

2019年05月14日

 

对话人:合肥市包河区委常委、滨湖世纪社区党委书记 束红英 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公共行政系副主任 王敬宇

记者:各级政府多次要求减少基层开具证明事项,为什么现实中证明需求依然没有减少?

束红英:随着“减证便民”行动的开展,确实减少了部分无谓证明,但一些“奇葩证明”仍不同程度存在。究其原因,一是一些职能部门对“放管服”改革理解不深、贯彻不力,停留在口头表态、文件贯彻,没有对办事流程进行优化,没有对办事人员进行培训和监督,导致在具体办事环节,还是习惯性要求层层签字盖章。二是一些单位部门懒政怠政,对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务,不愿意做过多过细的工作,简单粗暴地推给基层,把一纸证明作为自己的免责单。三是一些社会机构成为索证大户。如保险公司、银行、公证、公司等单位为规避自己责任,要求社区开具各种与居民有关的证明,如很多企业招聘新员工前,为避免出现劳务纠纷,要求员工到社区开具无工作证明,否则不给入职;有的银行告知居民如果能找社区开出困难证明,就可以减免信用卡滞纳金等等。

记者:怎样看待一些职能部门只认纸上证明、无视群众办事不便的行为?对基层会造成何种影响?

束红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一些职能部门只认纸上证明、无视群众办事不便,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懒政行为。部分单位和部门将基层出具的证明当成推卸责任的“护身符”,有些是这些部门原本就应承担的相应责任,自己却不履行,把调查、核实相关事宜的压力推给基层,是不敢担当、不愿担当、不去担当。基层被迫开具五花八门的证明,已明显超出基层的工作职责和能力范围,不但影响基层服务群众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使管理流于形式,埋下隐患。此外,如果以超越职责范围为由不盖章,居民办不成事会认为是基层故意刁难,经常引发矛盾。

王敬宇:一些职能部门只认纸质证明,目的在于增强证明过程的可靠性,因此往往会要求基层组织为陌生人的信用进行担保,顺便可以把审查事实的责任推给基层组织,以免工作失误遭受问责。不过,面对群众日益多元化的办事场景,只认纸质证明的制度规定,往往显得简单粗暴。现代政府部门林立,如果动辄要求群众开个证明,群众就只能反复提交,造成乡镇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的工作量增加。如果基层组织认为没有义务、不方便开具相关证明,群众就会在相关部门之间来回奔波,造成办事成本增加。

记者:如何简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杜绝证明泛滥?

束红英:一是切实“减存量”,可以借鉴一些地方成功的做法,推行“五个一率”,即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证明的一律取消,能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律取消,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委会(社居委)无权查证或无法查证的一律取消,确保减到位。二是严格“控增量”,引入清单管理制度,制定基层“用章清单”“禁开清单”,并加强监督检查,严防回潮反弹。三是加快“疏源头”,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快基础数据信息共享建设,构建统一的大数据库,推进“互联网+”、“一门式”政务服务,打破部门壁垒、打通业务系统,从源头上减少证明泛滥问题。

王敬宇:从中央到地方都已经制定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接下来主要是按照中央和地方的改革路线图、时间表,只争朝夕,狠抓落实。要增强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深化“放管服”改革,政府该放的权要放,不该管的事不要管,有重点分阶段更深入地推进证明事项清理和简化工作。同时,加快制定和完善信息保护、网络技术标准等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彻底铲除“奇葩证明”赖以生存的土壤。 本报记者 范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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